我本三秦虎，今来写博客

"奈何不得他人"之后的选择

 

上周在北大校园里又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女孩与一机动车相撞，骨折住院治疗。事发不久，即有好事者将这一信息发布到未名BBS上，迅速成为校园里谈论的热门话题。学生们在关注事故处理过程的同时，不免又对学校的交通现状有所愤愤然。幸亏机动车的司机与暴发户之流不同，显得通情达理，未曾撒泼动野，耍无赖，而是非常配合学校的处理，主动承担了受伤学生的全部医疗费，虽然据说事故的主要原因不在司机。加之学校的公告十分及时，所以网上的讨论也未见激烈。但在浏览BBS的过程中，发现仍有部分学生的发帖有足可观者。

上校长信箱版面上浏览一番，看到发帖的同学原是这个版面的“常客”，也可称为定期的校情“抨击员”。举凡学校的交通、住宿、吃饭、建筑、花木问题，都在他们的日常抨击讽议之列。这次事故之后，他们于普通同学所常有愤愤然之余，言辞之中还带了些欣欣然：我们不是早都多次提过这个问题了么？你们看，不早解决，终于出事了。足见我们的英明啊。

从我的角度来看，心中自然对学校的交通现状颇有微词，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出过那么多的事故，老师和学生们闹腾了多少次，但最终都是风声大而雨点小，甚至无雨，反见情况日渐糟糕——校园依旧车水马龙，拥挤热闹有如农村集市，于繁华之余多出些浮躁与郁闷。北大已非往日的北大，学术殿堂的清静高雅大势早已去矣，绝非一两根细木头所能支撑和逆转的。要想彻底改变这个现状，先须具备两个条件：北大的最高领导层痛下决心，进行整治；二是北大少些商业气，多些清高气，同时又要巧妙地对待那些如逐臭之蝇的记者们的胡乱炒作。如此方能既解决问题，又能落个宁静。可是，现在看来，要具备这两个条件，估计比让本拉登与布什义结金兰还要难，即便有希望，也得等猴年马月了，鬼晓得呢？

从实际来看，学校或许有自己的困难，也有自己的无奈，致使在学生眼中很小的问题竟成了长期拖延的不治之症，难怪学生要不满，不断地提意见，稍遇事故就会“小题大做”，看来这也是被逼出来的。但我又想，既然提意见， “小题大做”了那么长时间，明知毫无用处，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牢骚、作民主斗士状呢？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固然可嘉，但也要看“为之”的对象是什么，否则就是脑袋不开窍的笨蛋。尤其是那些以提意见、发牢骚为家常便饭的同学们，我在敬佩他们锲而不舍的精神的同时，也为他们不明时事，浪费大好时光而感到惋惜，看得多了，有时还会在心中暗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大概爱发牢骚的人总会惹人嫌吧。反感啥呢？一是反感他们的蠢笨，不明事理；二是反感他们的浪费时光，本该用来读书、交友的时间，却用来发牢骚，惹人嫌，这笔生意可不划算；三是反感他们缺乏自知之明，压根就不晓得自己的角色为何，在这个学校里究竟算几斤几两，人微者，言必轻，这个三尺童子都能明白的道理，他们怎么就解不开呢？

或者我的这种想法有些为学校当局辩护，否定学生勇气之嫌，毕竟，欲推动理念的转变，体制的革新，事业的进步，是少不了那些腹多牢骚且能诉诸言行者的努力的，他们能做我们常人所不能做的，言我们常人所不能言的，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恐怕都不乏这样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是敬佩且感谢他们的。但我就烦那种以发牢骚为能事，只提意见不做实事，或者常以“举世皆浊我独清”自诩者的神态和言行。

在我看来，在地位低微，纵使哭天抢地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与其整日愁容满面，心事重重，做忧国忧民、真理在握状，不如静下心来，读些有益身心的书刊，交些有肝胆的朋友，关注些与前途相关的时事要闻，努力提高自己的说话、办事能力，自己费劲把自己造就成一块可用之材。等到功成名就之日，再提意见，估计情况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了。如此说来，似乎有些曲线救校，迂回救国的味道了。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在救校救国之前，还是先自救为好。在做人做学问方面，有时，“自扫门前雪”的明智还是需要有的。等到有能力时，再大庇天下，也不为晚。否则，便是痴人说梦。而且，本着爱护他们的前途计，也觉得应该如此，因为，以我有限的观察，在任何一个地方，但凡以发牢骚为能事，以挑刺为个性的人，处境总不会太好。是社会使然，还是他们的个性使然。恐怕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吧。话又说回来，既然想改变现状，奈何不得他人，那就先“奈何”一下自己吧。

 

                           07年5月22日随感，于办公室

摘要：○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查看全文

摘要：○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查看全文

摘要：傅斯年身高体胖，朋友称其为“傅胖子”。抗战期间，傅在重庆，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裘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都不愿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的四个抬夫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一看，吓了一跳，扛起滑竿拔腿就跑，弄得主人分外尴尬。　查看全文

有感于学生违纪申诉之理由

前两天，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一次违纪学生的申诉会议。会议之后，感触颇多。

这名违纪的学生是一名女孩，本科生。在期中考试中因为夹带作弊受到处分，被取消了学士学位。按照规定，她如果对学校的处分有异议的话，可以提出申诉。可能是因为被取消学位，与前途关系甚大，所以她就把学校的违纪处分条例研究了好长时间，竟然挑出了申诉的理由：

一是她所参加的考试是期中考试，而非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没有期末考试那么重要。违纪处分条例中也没有详细的规定。

二是在考试前，老师没有详细地宣布考场纪律，没有三令五申禁止学生作弊，因此她的作弊也与监考老师的失职有关。

明白人一看都知道，她的理由实在站不住脚，而且还有几分滑稽和可笑。 

先说第一条：难道期中考试不是考试么？如果处分条例中的规定只是规定期末考试纪律的话，那你参加公务员、托福、、司法考试是不是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作弊？问题不在于是参加何种考试，而在于你是否有诚信的意识和自律的自觉性。更何况，学校的处分条例规定的所有考试的纪律，作为北大的学生，是应该自觉遵守的。

次说第二条：即便监考老师在工作上有失职之嫌，那是不是可以成为作弊的理由呢？从小考到大，一路考到北大，经历过多少次考试，大概每一位学生都会明白考试的规则是咋回事，即便老师不说，难道也不知道么？老师不说不讲，就可以作弊么？而且作弊之后，也不应该受到处分么？老师失职自有处理甚至处分老师的规定，那是一回事，而学生作弊应受处分则是另一回事，一码是一码，是混淆不得的。

可惜的是，这位女同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能作弊的基本原则。所以才提出了上面的理由。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北大历来反对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对考试违纪的处分也比较严厉。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缺少人情味。在我看来，则觉得合情合理。 

一则因为考试作弊、论文抄袭为公法所不容，校规校纪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

二则因为此种行为亦为公德所不容，这不仅是一个违纪的问题，还是一个做人的问题，岂可马虎？

三则因为你是北大的学生，社会公众对北大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北大学生的声誉不可小觑，既然你得了美誉，被众人高看一眼，那你就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整一个优秀的样子给大家看看。即便不要表现得优秀些，起码也要做一个合格的学生，遵守纪律和公德是做人的底线，北大学生理应在这条底线之上生活、学习，否则就让人失望，对自己的成长、发展也不利。

归根结底，还是学生在做人之道上出了问题。北大学生的智商都很聪明，读书很多、脑袋瓜子转得快，考试成绩也都不错。在“才智”一方面几乎无可挑剔。但部分学生在“德行”方面的表现却值得人担忧，这其实不仅仅是北大学生的问题，恐怕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常说要进行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德育为先”，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但在实际中，为何总有一些学生在德行上出问题呢？恐怕此事还得深思，当然，要解决此事，我辈显然力所不及，唯寄希望于在其位之时贤了。

                               07年3月25日有感，于办公室。

 

近日读阿忆的博客，其中有他摘自杨虎辑撰的《北大新语》中“老北大的名师”，看后，不禁使俺呵呵一乐。过后，却又生出些感慨。现摘录几部分，让俺用现在的教育理论和规则给予批判。 1、伦哲如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目录学，他不仅连上下课有钟声都不清楚，每每需要有人提醒，而且连课程的内容、数量、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学生偶尔问及，他照例回答：不知道！   这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师上课岂可如此儿戏，要提前备课！备授课内容，备学生。怎么能“连课程的内容、数量、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呢？   2、明清史专家孟森任教，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讲课也出奇的沉闷。他编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台下看，照本宣读，与讲义一字不差。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台下看。 下一课，仍旧如此。 “讲课沉闷”，不符合现下“课堂活跃，师生配合融洽”的标准。“不向台下看”，便是不能与学生沟通的弊病。若是“照本宣科”，公开课评比，要得零分的！   3、沈兼士和从清华来北大兼课的陈寅恪一样，讲课时，总是闭着眼睛讲，下课时才睁开眼，走出教室。 沈兼士的考试最让学生害怕，他教的是文字学，常考生僻字，对学生要求严格，所以学生往往有得零分的危险。 “闭着眼睛讲”，目中无人嘛，对祖国的花朵要笑容满面，柔声细语，这样，孩子们才能快乐学习啊 “常考生僻字，对学生要求严格，所以学生往往有得零分的危险。”这简直就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呀，增加学生负担，“零分”也不利于赏识教育嘛！ 4、刘半农讲古声律学，经常运用西方试验方法来分析问题，不易听懂，所以选课的人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张中行一人。 因此，刘教授考试出题便出得尽量简单，学生如果还不会，他便在一旁指点一二。结果，高分不多，太低的分数也不会有，大家皆大欢喜。 这是典型的作弊行为！   5、梁实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梁教授虽为留美归来的学者，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活似一老派学者。 　　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的一首诗，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教授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 因不愿吃粉笔灰，就不写一字，这怎么可以？我们要求写板书的，而且要设计精美！   6、潘光旦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每次走进教室，先从身上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问学生抽不抽，学生当然不抽，他便点燃那支烟，开始上课。由于他的课讲得好，经常是学生满堂。   看看，看看,老师上课抽烟！还给学生抽！这是严重的师德问题啊！ “批判”完了，又疑惑，怎么如此“恶劣”的老师教出了如杨振宁、李政道、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等的大家、大师呢？     摘自：http://blog.eduol.cn/user1/liujingxun/archives/2007/214377.html

日新其学

 

近日读英国教育学家洛克《教育漫谈》一书，受益颇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洛克主张当不断学习新知识，拓展知识领域，而应避免局守一隅、以偏概全之弊。他言，有的人只跟某一类型的人谈话，只愿阅读某一类型的书，只喜欢听某一类型的观念。他们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却“无勇气冲进知识的浩瀚海洋来查勘大自然的丰足资源。除了自己所站的那一小据点之外，其他领域可能更为纯真，更为稳固，更具用处。因此切勿孤芳自赏，自我满足。”要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要像磨坊中的马，只在同一个领域中绕圆圈”。

洛克此论，实在精辟之至，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不少这样的人，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往往自视颇高，以为自己所治的学问才是天下正宗，其他学问都是不足一提的“旁门左道”，由此而论人处世，自不免生出些厚此薄彼、我高你低的弊端来。其实，人生有涯而知识无涯，古人早有论定。一种学问只要有人研习，就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去了解，便无法领略其佳处。而治学者，如果仅仅抱定一棵小树，而不见森林之广，就万难治出广大精微之学。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范围内，视野自然只能如井底之蛙一般，怎能与雄鹰相语天外之事。年轻学者应该历戒此弊，年轻时，先不要急着为自己定位，说自己就是一块专搞什么的料。其实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极大的。除了能做好A事以外，也极有可能做好B事，而且还有可能做得更好。读书治学亦是此理。

以我的理解，在学习过程中，既要不断积累知识，还要勤于更新知识。古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言日新其德其学之重要性。蔡元培先生勉励北大学生：“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毛泽东所提倡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都有斯意存焉。以治学而言，欲求学问日进，则每日都当读未见之书，做未做之事。具体言之，就是要大其胸怀，勇于学习先前不懂、不喜或不屑于学习的知识和学问。天天都读些新书，了解些新知识，不仅可以增加知识储备量，开拓视野，而且还可以完善知识结构，与旧有的知识形成补充与对照之势，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自能提出异于常人的通识通解。太史公司马迁如果没有“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的经历，没有做“网罗百家放失旧闻”的工作，又怎能说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言壮语呢？不惟如此，日新其知还可调剂日常生活，为平常的学习生活增添几许乐趣。在学习的过程中，除了“温故知新”能让人“不亦乐乎”以外，日增其学恐怕也能算作人生一大乐趣。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晚年时就常对人说：日读新书，日有新见，可以享受享受智力增进的快乐，以致浑然不知老之已至。

由此言之，我们在年轻时，应在“博”字上狠下功夫，汉儒讲“博综兼览”，先哲讲“致广大而尽精微”，其实，没有“博览”，缺乏“广大”，就万难有精微之学。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就主张，生活应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做学问、做事业都是人生中的“第二桩事”，所以他不赞成早谈专门：“早谈专门便是早走狭路，而早走狭路的人对于生活常不能见得面面俱到”。因此，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先勿论兴趣如何，只看有益无益、有用无用，只要于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经国济民有关，则不妨都去学学，大体了解一番，或读书，或听讲，或游览，或交游，必能受益无穷。这正与鲁迅先生主张的“随便翻翻”读书法有相通之处。及至学有根基之后，再治专门精深之学，也为时不晚，如此方能治出大气象之学。一言以蔽之，凡有志于学问的人，都应有作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志向，应有大海般的胸怀，广纳百川，吞吐日月，这是何等之气象？相形之下，蜗守一亩三分田地，不知天高地厚，又是何等气象？二者之优劣，明白人一看自知。

世间万事万物，道理本自相通。一个有追求的人，除了应该“日新其知”之外，还应日新其德、日新其体，要言之，就是要每天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应有提高和进步，每天在各个方面都进步一点点，不出数年，这个人恐怕与君子、圣贤的距离就不远了。行文至此，想到陶行知先生提倡的“每天四问”修身法，摘来作为本文之结尾，或许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

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

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2007年4月11日于京西燕园

书脊上，千年跃过──评介《插图本中国图书史》

张文彦（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南华大学华文出版趋势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页页，一册册，人类的生活在书本上有条不紊地留下印记，并且勾画着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书籍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知己，又是忠诚的使者，护送着那闪烁的「智慧」穿越一个个消逝了的王朝，前往繁华的现世，正如本书所言：「从竹木简牍到缣帛宣纸，从刻画抄写到雕版活字，从卷轴经折到包背线装，图书文化的发展，像是人类社会的一枚枚标签，标记着历史，折射着人类文明的异彩纷呈。图书史和出版史，因此也成了人类文化的一面镜子。」本书为萧东发与杨虎先生的最新著作，讲述了朝代更迭、世态变迁中「图书」的前世与今生。

全书共分十篇，梳理了中国图书的发展沿革，并细加文化阐释，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与治书之学有关的基本知识。使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俯瞰中国书文化的全貌。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附加的大量彩色插图也提供了不少资料，使本书在学术性上增添了普及色彩，雅俗共赏。

一、源起.流变

本书的开篇是作者对图书起源的探询：《周易.上系辞》记载「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虽是类似于神话传说，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随之，通过对前人考证与对文献典籍的判断分析，作者列出七项佐证，推测出图书诞生于夏代——即是中国早期图书的萌芽时期。从此以后，中国图书源远流长，一派相承，形成了极富特色的书籍历史。

在书写材料的发展史上，陶器、兽骨、青铜、玉石等载体，「虽然其他民族也采用过，但都没有中国人用得那么普遍、那么精巧、那么久远。」而竹木简牍和丝织缣帛，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很少发现；至于造纸术的发明，更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杰出贡献。那么，刻着文字的半坡村的彩陶，与刻有「海内皆臣」、「长乐未央」的秦砖汉瓦，是否也可以称之为图书？刻满文字的甲骨碎片、青铜盂鼎、石刻碑文是否可以称为图书的典籍？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还是改良者......，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均提出详细严谨的证明。

至于扭转图书命运的另一项伟大的发明——印刷术，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这项被中国人认为铁证如山的发明权，从20世纪末开始，却遭到毗邻韩国的竭力争夺。作者萧东发1999年赴韩参加「世界印刷文化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与韩国学者就发明权问题据理力争，讨论激烈，促使他回国后全力撰写专著《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该书系统全面地论述印刷术的起源、发展与外传。本书第三章，则是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要旨的浓缩与补充，结合一幅幅印刷工具、印刷制品实物的精美插图，再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力证印刷术发明之源在于中国。但早慧的中国印刷术与晚熟的欧洲金属印刷术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这命运中隐藏着两种社会发展的不同轨迹，中国封建王朝绵亘数代、儒家文化稳步传承，与图书的发展与先进、图书制度的建立与发达亦密不可分。

二、制度.硕果

「图书不仅传承着人类的知识与文明，它本身也是一件件凝聚人类智慧的艺术品。中国图书，更是这些艺术品中的精品。」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单单这些装帧的名称，就已充满考究与玄妙的色彩。古人们注意美观，讲究装帧设计，甚至形成了固定的典籍制度，发展演化出简牍、卷轴与册页三个时期。在图书发展的历史中，政府刻书、私家刻书与书坊刻书三大出版系统对文化典籍的传播与保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共同组成古代世界最为发达的图书印刷发行事业。其中又以宋代政府刻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直到今天，书籍形态上仍可找到宋版书的痕迹，而宋版书的字体，则成为「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始」。

如此悠久的历史、先进的技术与发达的制度，使中国当之无愧为世界上拥有典籍最多、图书类型最丰富的国家。儒经、政书、地方志与谱牒，是作者所归纳出最具中国特色的四类图书。例如：方志就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图书类型之一。此外，中国图书还有鲜明的两大特点：其一是选书上的继承性。每一门学科，前人作品之后都有一连串的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相关的著作；其二是拥有编纂卷帙浩繁的巨型类书、丛书。800多万字的《皇览》、22,937卷的《永乐大典》、79,018卷的《四库全书》等，这些皇帝亲为主编、动用巨大人力时间的浩博大书、被外国人喻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古代文化极其灿烂光辉的明证。

然而，这辉煌背后，却有着聚散与厄运的轮回。

三、聚散.治书

朝代更迭之间，是图书多舛的命运，即便是皇帝御敕编修的《永乐大典》，亦不断历经偷盗、火焚、兵劫之灾，如今仅存留不到全书的4％。作者在前人总结图书「十五厄」的思路之上，共总结出「书厄」二十次：从秦始皇焚书、项羽入关到隋炀帝焚书、安史之乱到清代禁书、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古代文化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除了有形的损失与消亡，图书在流传过程还有无形的消亡，例如：文辞优美的《庄子》，就流传很广；而《墨子》则因文辞质拙，险些散佚——这是图书王国中的「优胜劣败」。值得思考的是，保存下来的图书，未必是最优秀的；而消逝了的，也未必毫无价值。

无论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些巨型典籍的编修，还是历经劫难亟待整理的残书，都须仰赖于发达的目录学与治书之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目录和目录学的国家，「我国古代众多的目录和目录学专著...是（学者）逐步了解、利用、掌握古代文化遗产不可缺少的向导.....在学术研究中可以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作者向有心研究中国古代图书或文化的读者，引荐这位「无言之师」──目录学。一部书在流传过程中，脱、缺、讹、衍等现象在所难免，要被人正确利用，就需要版本鉴定、校勘、辨伪等学问，这几门学问，都是围绕图书展开的「治书之学」，自古至今，孔子、司马迁、段玉裁等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文化在岁月的灰尘中渐渐磨损、湮没，唯有这些能工巧匠，利用广博的知识与高超的技艺，将古人的智慧以最接近原貌的方式，呈现在今人眼前。

四、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图书

书籍是文明前进的载体，既是知识份子「入世」晋身的阶梯，又是文人墨客「出世」怡然自得的精神后花园。从一部书史中看到浩瀚的中国文化，读者也许更想知道：哪些书最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哪些书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我要读什么书？本书最后附上数位国学大师所列的书单，提供读者客观而全面的参考依据。

本书作者萧东发，在北京大学读书、教书、写书近35年，致力中国图书与出版印刷史领域的研究。本书凝结其多年研究精华，厚积薄发、结构清晰、图文严整、兼具学术性与资料性。通过对中国书史光辉灿烂成就阐述，使读者体验古国文明所带来的自信与自豪，行文亦多与欧洲文明对比，不讳事实，反思中国书史中的症结与弱点，警醒现世，发人深省。此书在大陆出版后，被认为是「代表了我国图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次在台出版繁体本，插图由黑白改为彩色，设计更加新颖、纸墨更加精良，使图书厚重精美，不失为一本可供爱书人收藏的艺术品。

（注：《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简体本）、台湾凤仪知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繁体本)

 

 

《北大新语》的“新”与“旧”

——评《北大新语》

 

（新华社资深记者  丁一）

 

2005年，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风行一时，也带动了类似图书的流行。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北大新语》，就可以看作一部北大的“世说新语”。但它绝不是《非常道》的北大“克隆版”，只不过编者同样运用了“世说体”这个恰当的形式，呈现给我们一个“别样的北大”。

记得一位有名的北大人说过：读书人床头应常备两本书：《史记》和《世说新语》，对照读来，别有一番境界。《北大新语》编者之一杨虎先生是我的同门师兄，这位关中人平日最喜研读同乡先贤太史公的《史记》，想必床头也另有一本《世说新语》吧。

较之《史记》的宏大深广，《世说新语》短小隽永，似乎更为喜闻乐见。明代王季重在《世说新语序》中这样评价它：“泥沙既尽，清趣自悠，日以之佐《史》、《汉》炙可也”。有人修煌煌巨著的正史，也就会有人编自己的“世说新语”。同为北大人，余世存先生和本书编者都选择用这种方式重新打量历史和历史人物，恐非偶然。

北大是这样一个地方：凡是从这里走出的人，身上都有浓厚的“北大情结”。这本书的两位编者都是曾在北大读书、现在就职于北大的年青人，不用说，他们对北大有着很深的感情，为北大编一本书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梦想，直到找到了“世说体”这个很好的表达方式。

然而，《北大新语》虽在形式和气质上远追《世说》，但书中所记却皆有所本，不能仅当作“小说家言”来看待。编者在风格上力求达到“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先生评《世说》语），全书分为“授教”“气节”“神采”“德行”等二十三节，很好地借用了“世说”体例，显得古意盎然。同时也可以看出，编者做此书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记录“轶事琐语”，以求“为谈助”。

本书所选人物和“话语”跨越北大一百多年的历史，张百熙、蔡元培、胡适、鲁迅、马寅初、傅斯年、季羡林、钱理群、王选……几代学人轮番“登场”。或许在这些“不置一评”的历史细节中，更能体现百年北大的精神气质。

试举两例：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则嘎然而止。并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授教之一）

◎钱理群先生讲课，“……他擦黑板时，似乎不愿耽搁太多的时间，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讲到兴头上，汗水在脑门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赶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满头大汗。来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笔灰沾在脸上，变成了花脸。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讲得一头大汗，脱了外套还热，就再脱毛衣。下了课，一边和意犹未尽的学生聊天，一边一件一件地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授教之一）

两个时代两位教授，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却同样令人心驰神往，恨不能亲身受教。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比比皆是，编者在这里只愿做个冷静的叙述者，不着一字评价而尽得风流，生动传达出北大浓烈的个性自由和兼容并包的风气。

◎五四运动中，北大部分学生被捕入狱，许德珩也在其中。其他学生知道后，集体到公安局自首，表示愿意集体坐牢。后来，许向北大学生讲述此事时说：“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为国家人民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气节第二）

在这里，体现出的则是北大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

关于“北大传统”，历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各有用意的阐释，但基本都脱不出这两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烈的自由宽容风气。这些，在本书的“轻描淡写”中却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读完此书，在追慕先贤、感概唏嘘之余，也会有一点点遗憾：所谓北大“新语”者，其实还是以“旧语”居多。随着一个个大师的远去，传说中的那种风神气象也难再现了。是时代在进步还是我们变“孬”了？

如今的北大，依然是万众瞩目之地，而且还成了“盛产新闻”的地方。北大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到了媒体的放大镜下，不时会有关于北大的“惊人之语”见诸报端。这其中有善意的批评、深深的忧虑，更多的则是误解、八卦、戏谑甚至谩骂。这类“新语”似不在本书收集之列。

鲁迅先生曾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这个“新”、当然是指好的、进步的和向上的。我们可以把这看作鲁迅对北大的赞美，更应该把它看作先生对北大的期望。

期待下一本《北大新语》早日问世！